体验人生 爱国·责任·进取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申泮文

2008-4-11 17:59:16
 

    【嘉宾简介】申泮文,男,祖籍广东省从化县人,1916年9月生。最高学历前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毕业,获理学士学位。历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(1949—1959),山西大学化学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(1959—1978),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(1979迄今)。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,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,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5、6、7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长(1985—1993)。现任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,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,南开大学分子基与金属材料化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,南开大学近代化学教材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,天津市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,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会理事长。

    申泮文是我国著名化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,教育家,科普作家,著名翻译家,是我国化学家中著译出版物最多的一人。天津市劳动模范(1979,1980),全国优秀教师(1993,1999),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(1999年校级、市级、教育部级奖励,2000年国家级奖励)。1996年南开大学和天津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干部,优秀共产党员。主持化学教育改革工作荣获2001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,2002年创建国家级名牌课程,2004年创建国家级精品课程,南开大学名师。2005年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。


申泮文院士(图右)做客人民网·天津视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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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,杰出的教育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开大学教授,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老师,我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申泮文申老。首先欢迎申老做客人民网·天津视窗,参加科技英才访谈节目。

    [申泮文]:谢谢人民网的邀请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申老今年已经是91岁的高龄了,非常感谢您的到来。申老是老南开人了,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,亲历了日军侵华,南开大学西迁,以及回津复校等历史事件,经历了南开大学的沧桑变化,今天我们先请申老给大家介绍当年的经历。

    [申泮文]:好的,我是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的。南开大学开设化工系在全国是最早的,也是最有名的。1937年的暑假,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不错,学校老师照顾我,让我到化工系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勤工俭学做实验。那个时候刚好是七七事变开始的时候。7月28日,我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,当时我家住在南开中学对面,在经过六里台中日中学的时候看见有日本兵把守,我感觉不对,所以第二天我就没有去学校。29日的凌晨,日本人就从海光寺开炮轰击南开大学。

    上午日本人轰炸了南开大学,下午就派人进南开大学放火,黑烟冲天。轰炸南开大学主要是用大炮轰击,偶尔有飞机侦查,到了30日上午开始用飞机投弹轰炸南开中学、南开女中和小学。日本人的飞机在轰炸南开中学的时候,我们不敢呆在家里,就在胡同的墙边蹲着看飞机轰炸。那时几架飞机是双翼的,炸弹就挂在机翼下面,历历在目,飞机一俯冲,炸弹就下来了。发生巨大爆炸声。轰炸持续到30下午。就这样子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、女中和小学就被日本侵华军队炸毁了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当时日本人为什么要炸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呢?

    [申泮文]:因为当时南开学校的师生搞了许多的爱国抗日活动,日本人是非常痛恨南开的,所以他们在7月28日占领了天津市之后,还要把南开学校炸毁,从地图上抹掉南开学校。

    轰炸南开大学之后一个月左右,我们看日本军队已经逐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,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宣布进行抗日战争的决心,我觉得在天津不能再待下去了,因为作为南开学校的学生,留在天津是很危险的。同时我们也要为实现自己参加抗日报国寻找出路,知道当时南开大学在南京设有办事处,于是我决定离别年迈的父母,单独一个人到祖国南方去闯荡。那时候上海已经开始了8.13战争,我想这时不能去上海,也不敢去青岛,于是8月28日我买了去烟台的轮船票。坐船到烟台,准备走烟淮公路到淮县,然后转乘火车经济南去南京。我到济南的时候,从北平、天津逃出来的学生就越来越多了,形成了一个自发组织,叫做“平津流亡学生”组织。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在一些大的城市都设立了“流亡学生招待站”,专门负责流亡学生的接待工作。流亡学生在招待站里面不需要交住宿费和餐费,并且招待站还能给学生买车票,安排铁路交通。在济南的流亡学生招待站里我第一次吃到了山东的馒头,山东的面粉非常好,做的馒头非常好吃。

    当我由济南转车到南京时,这时我的一个哥哥也由天津到了南京。当时他有一位同学是中国农民银行南京分行的经理,叫林颂和,我哥哥就住在他那里。我原来是靠南开大学的奖学金维持学习和生活的,在南开大学被轰炸之后奖学金停发。我还得解决生活问题呢。我哥哥带我去南京的南开办事处,当时的南开办事处主任也是我哥哥的同学,他向我们介绍说,部队前来招学化学专业的学生去做防化兵,他建议我考虑去参加防化兵工作。我当时认为很好,既能工作,又是参加抗日战争,报效祖国,一举两得,非常好,所以我就报名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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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这个部队是中央军校(黄埔军校)的教导总队下属的军官教育队,是专门培训国民党部队军官的,队长是何承瑞,是德国留学生,他接受任务准备组建我国的防化兵部队。因为组建防化兵部队是从头开始,一切工作还是空白,所以我入伍后就给我的老师杨石先写信求助,请杨老师介绍我到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府化学研究所接受培训。当时的所长叫郦堃厚,他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,我到那里之后他先借几本书给我,要我先读几本有关化学战方面的书籍。

    我所在部队驻在中山陵孝陵卫。因为我原来是一个老百姓大学生,没有受过军事训练,于是部队就派我到溧水县的训练营,接受一个月的紧急军事训练。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和德国有关系,蒋介石部队的军事顾问人员都是德国人,当时训练我们的都是德国的军官。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训练。

    训练结束之后,上海的战局已经紧张,战争已经退到淞江一线,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三个团也开上前线,这三个团装备精良,都是德国装备。我和另外两名军官被派赴前线参战,我们步行、坐船、坐火车绕来绕去到了淞江前线,我被安排在教导总队队长的团部里做后勤工作,做一名副官。这个工作只做了一个星期,日本军队从杭州湾登陆,包抄了上海前线30万大军的侧背,这样抗日第一战区就命令前线部队紧急撤退,形势急转直下,造成混乱,漫山遍野的散兵,各自败退奔逃。中国的部队在前面跑,日本人的飞机在后面追着扫射,好多士兵和军官被打倒在地上,景象非常惨烈。

   我当时的任务是带着20多个伤病兵员一起突围后撤,一路爬山涉水,相互搀扶退到苏州。到苏州的时候,整座城里面都没有人了,伤兵病员都没有饭吃,我只好想办法,找到地方警察局,让警察局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,然后再步行走到奔牛,那是一个小站,从那里搭上铁皮火车回到了南京。

    回到南京之后,我就去看我哥哥的同学林颂和先生,他告诉我说现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联合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,你应该回去上学,经他的帮助,军队的领导也同意我退伍回学校接着学化学。林颂和先生派人送我从下关坐船到浦口,在浦口买火车票去徐州,经由郑州再到武汉,转赴长沙。11月底到了长沙。我到长沙的那一天正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长沙大车站。

    我到学校报道的时候,教授告诉我说化工系已经迁到重庆去了,我只好转学到化学系学习。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基本上没有上课,因在前一段的爬山涉水后撤时我的两支腿感染了病毒,小腿肿得像大腿一样粗,整天躺在宿舍里面休养,到校医室打针治疗,没有参加学习。转过年来,日本侵略军队打到了武汉,学校奉命西迁到昆明,所以学校决定在2月份提前结束第一学期,举行考试。当时我没有参加考试,也没有办任何手续,所以学校就贴出布告把我除名了。于是我就去找南开大学的黄钰生秘书长,讲述了我的情况,请学校帮助我。黄先生说我在南开大学是一个好学生,由于参加抗日战争耽误了考试,所以可以随他们一起去昆明,到了昆明可以再次申请入学。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撤退的路线是从长沙坐火车到广州,然后从香港乘轮船到越南海防,然后走滇越路到昆明。当时国家给每个撤退的学生和老师都有津贴补助,但我没有学历了不能享受这个待遇,黄钰生秘书长就大力给我帮助说,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“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”,组织一部分师生走路去昆明,顺路考察祖国内地的情况,相对而言费用比较低,建议我以自费生参加,但费用由黄老师替我出,让我跟着他们走路到昆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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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从长沙走路去昆明?

    [申泮文]:对啊,我是走路去昆明的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那您是什么时间到昆明的?

    [申泮文]:我们是在4月28日到达昆明的,这一路上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,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,也看到了祖国内地人民贫困的情况,使我深受感触,认识到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对祖国的责任,振兴祖国,匹夫有责。所以到了昆明以后我精神振奋,决心以新的心态努力学习。我们到昆明的时候受到了全校师生和昆明市人民的欢迎。5月1日正式开始了第二学期的学习。我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读完了三年的课程,1940年以优异成绩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毕业。

    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生多数争取出国深造,而我的想法却是应该尽快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。那时在我国的大西北发现了油田,我想石油是基础工业,它不仅仅为我们的抗战提供能源,发展石油工业,会带动其他工业建设,所以我就奔赴西北的兰州寻找开拓发展机会。初到兰州的时候,经人介绍到了一个制药厂工作,工作一年后转到科学教育部门工作。当时中央大学教授袁翰青先生(后来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)接受“中英庚款董事会”的委任,在西北建设科学教育事业,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宁夏建立了银川中学,在青海西宁建立了湟川中学,在兰州建立了兰州科学教育馆,辅助西北三省发展科学教育。当时袁先生在兰州组建了集中的生物试验室、物理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,供兰州的中学师生前来做科学实验。袁先生聘我到科学教育馆做科技干部,到中心实验室辅导兰州的中学师生,在当地推广教科学教育,鼓励我到中学兼课,从此我开始了教育生涯。

    我原来工作的制药厂的厂长卞松年是留美生,学物理化学的,44年的时候他被聘到云南大理的华中大学当化学系主任。他知道我在兰州的中学教书,化学课讲的非常好,还得到了甘肃省政府的奖励,被评为优秀教师,于是他就希望我能随他一起过去,到华中大学化学系工作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那您在大理的华中大学工作了多长时间?

    [申泮文]:我在华中大学工作了一年(1944~1945),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,每天上午都要做礼拜,我是无神论者,对做礼拜心里非常反感,到了1945年7月末我就从华中大学辞职回到昆明,我又到昆明的天祥中学做了一年的化学教师,那个时候我教的很多学生直到现在还和我保持着联系,现在他们也都已经是七、八十岁的人了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那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南开大学的?

    [申泮文]: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,46年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决定结业复员回平津,当时黄钰生先生找我,让我回南开大学帮助作学校回迁的工作。于是我先到南开大学办事处帮助办理西南联大结业的事情。到了1946年的7月份,当初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所学校(清华、北大、南开)组成了三校迁运委员会,有300吨公物要运回天津北平,三所学校分别派出押运人员。按照要求,每个学校要派三个人,但是因为南开大学人员比较短缺,只能派出我一个人,作为整个押运小组的主任,主持这300多吨的公物运回天津北平的工作。三校迁运委员会为运输找了承包商,招雇了100辆卡车,把这些公物走公路由昆明运到长沙,然后由长沙集中用木船通过洞庭湖运到武汉,再转乘江轮运到上海,最后由上海乘海轮转到天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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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因为我是押运主任,我的责任是装箱、装车、看着每个车开走,看着100辆车全部走完我才能走。这些车都是零星招雇来的,有的车来回跑,拉一趟,再开回来拉第二趟,这样就拖长了时间,所以我就在昆明久等,一直从7月份拖到12月份,我才跟着最后一辆车到长沙。我到长沙的前一天,刚好有前面出发的一辆车到达长沙,那辆车的司机在货物里面夹带鸦片,被长沙的军宪警督查处查获。司机被逮捕,这个司机还带着家眷,都抓起来了。但那个司机说,要去外面办个事,把家眷留在那里,他逃跑了,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。找不到司机军宪警督查处找我这个押运主任的麻烦。他们说你们的货物要全部开箱检查。那驾车上装的是北京大学教职工的行李箱子,他们要把每一个箱子都砸开进行检查。我不同意把箱子都砸烂,我将来回去怎么向职工老师们交待啊。我的抗议引发了当面冲突!督察处的一位沈处长暴跳如雷,要把我关押起来。后来我们运输承包商的负责人打圆场,进行调解,今天先不检查了,我们明天找一个开锁匠,让他打开箱子,检查完之后再重新锁上,再买些绳子给捆绑好。这样才妥协下来。当天我安排住在了长沙青年会的宿舍里。

    当天晚上有人自称是湖南晚报记者来找我,他要求我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,介绍这件事情。当时我就拒绝了,说我只是押运人员没有这部分办公费,招待不了,这个人不满意而去。不料第二天湖南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,说南开大学的申泮文押运车到了长沙,被发现车上藏有鸦片,本人抗拒检查,将予以查处云云。和押运副主任王大纯商量之后,决定到国民党的长沙《中央日报》、《扫荡报》等一些大报纸去登广告,在显要位置登广告,声明“私运鸦片是前面车司机搞的,与我们西南联大迁移委员会人员没有关系,特声明碎谣”。后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    按理讲,我是押运主任,从昆明是最后一辆车出发的,到长沙的时候应当300吨的公物全都到齐,但是事实并非如此,我到之后竟然仍有二十几辆车的货没有到。因为有些车的司机把车货拉到半路,租一个老百姓的房子把货卸到那就不管了,他又去拉别的货赚钱去了。这样一来我又在长沙固守,经过返回查找,一直到1947年的4月份才把全部货物找齐,我才最后上路。

    就这样,我一直到1947年7月份才回到天津,到南开大学交差。可以说我是给西南联合大学划最后一个休止符的人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这批物资从昆明回到天津,前前后后历时一年多的时间?

    [申泮文]:是的,这个过程对我是一次锻炼。我原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,什么事都怕与人交往,不爱出头露头。经过这一年多的锻炼,我敢于和人交流了,也敢于和腐败的人和事出头顶撞了。经过这一次旅程,我承受了锻炼,性格由内向转变成外向了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您1938年就离开了天津,一直到1947年才又一次回到天津,历经了这么多年,您再次回到南开大学之后的感觉如何?

    [申泮文]: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。校园在1937年炸掉了,先回来的人们在废墟上披荆斩棘重建南开大学校园,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建起来一部分了。当时南开大学分为南院、北院和东院,南院是理科和工科,东院是文科和经济学科,北院作为学生宿舍,基本上准备就绪了。


申泮文院士做客人民网·天津视窗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那您回来之后就开始讲课了?

    [申泮文]:是的,我回来之后,参加组织化学系的教学工作,带领比我更年轻的人们建设化学系。我那时是地下党的党外积极分子,帮助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。被选做“南开大学讲师助教会”的主席,我组织青年教师搞各种活动,像球赛、联欢会等等,在教学工作之外又为党做了许多工作。

    等到解放以后,我帮着党组织建立学校里的教育工会,过去教育界没有工会,为创办教育工会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,成立之后我被选为教育工会副主席。党吸收我参加党外积极分子的学习会——党的同情组,准备吸收入党。但是到了51年搞知识分子改造运动,那时候让杨石先、黄钰生这些老先生上去做检查,几次都通不过,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比较生硬,当时在我思想上产生了一些抵触。

    我也是检查了三次通不过,而且党组织还派了一位共产党员督促我进步。后来我没办法,只好在报纸上找了一段别人的讲话,背了下来,最后才通过的。我觉得共产党为什么对待知识界是这样一种态度,我很不理解。第二年(1952年)就是搞三反运动,认为凡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一定会有贪污腐化问题,叫做“山高林密一定有虎”,凡是管过钱财的人一定是“大老虎”,在南开大学开始抓“大老虎”。特别是对黄钰生先生,因为他是统管全校的。当时认为南开大学过去历史不清,私立学校肯定是一个贪污集团,有许许多多的贪污分子。我当时是一名党外积极分子,党组织让我带领化工系的一批学生去查一位校产管理员的经济问题,认为校产管理有很多油水,这个管理员肯定是一个贪污分子。但是我是了解他们的,我们原来都是南开同事,这些人都是忠于南开学校的,都是老实人。南开学校是很清贫的,学校靠募捐来办学,学校实行的是紧缩政策,花钱非常的节约,我们都是了解的,我不相信他们是贪污分子,可是那时候又不能先下结论,所以在调查之后我就回去汇报说我认为他们不可能是贪污分子。我汇报时说:“山高林密不一定有虎”。但是学生们听了说我思想右倾,要批斗我,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。

    当时刚好我的未婚妻从兰州调到天津来了,在天津造纸厂工作,当时我已经36岁,老光棍还没有结婚。我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婚假,“打虎”的事情让别人替代。我就和我未婚妻到了北京旅行结婚,一个星期之后我就要求回化学系当老师,不再参加三反活动了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申老从52年开始一直就从事化学的教学工作,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,你总结了一个公式:事业成功=教育+勤奋+机遇+奉献,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公式吗?

    [申泮文]: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,一个人的事业如何取得成就,有这样几个影响因素:第一,首先要接受教育,要有一定的教育基础,没有文化知识基础就不可能给国家做事情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教育,提供了必要文化知识,参加工作之后还要继续接受教育,继续提高。所以说教育是我们工作的基础。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勤奋,学习要勤奋,工作要勤奋,天分不是自己控制的,但是勤奋是可以自己控制的,这个因素是最积极、最活跃、最主动的因素。我们要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基础上勤奋工作。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机遇,我们做工作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一蹴而就,人生里有逢遇无数的机遇,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工作。我认为只有勤奋的人才能通过工作训练头脑,他们的头脑最聪明,在工作中遇到机遇,就会及时抓住机遇。使工作有成。最后就是奉献,人生就是奉献,而不是索取,只要你有基本的教育基础,再加上勤奋努力的工作,善于抓住机遇,善于在工作做出奉献,当然在工作上就会事业有成。这是我的经验,我愿意介绍给年青的朋友们。


申泮文院士为本网题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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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自87年开始,您就通过讲座、展览等方式宣传爱国主义,您提出“没有爱国主义作基础任何教育都是空谈”,那么您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?

    [申泮文]: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思想教育的基础,有人说,应该加强对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,第一是远大理想教育,这是基础;第二是爱国主义教育,这是条件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,因为它颠倒了因果关系。作为中国公民,首先第一性的思想意识,就必须是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祖国建设事业,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终生。这才是真正的基础,应该使爱国主义成为中国公民的第一禀性,不可动摇。远大理想教育,即共产主义教育,是对未来政治方向的选择,是外来的第二性的思想意识,青年人只在有了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,才能自主自动地考虑祖国的未来美好愿景,也才能正确地选定这正确的远大理想方向。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做基础,谈任何远大理想都是空的、假的、有害无益。

    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来证明我的以上观点。中国革命的伟大领导人,有如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他们在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,都首先是伟大的爱国者。他们的青年时代,正处在中国被外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的危亡时代。他们出于高度爱国主义情操,立志要挽救中国于危亡,望眼世界,寻求救国之路。最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,亲手把她移植到中国来,身体力行,领导并参与中国的革命,终于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。由此可见,对他们这些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,爱国主义思想是第一性的,有了爱国主义思想基础,才能笃信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,做坚定的革命者。就今天的环境来说,也可以推出一个结论:优秀的共产党员,必须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。邓小平有一句名言: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”,这就是邓小平的革命思想基础,我们应该学习他。也就是说,学习邓小平理论,应该高举两面大旗,一面是爱国主义大旗,另一面是邓小平理论大旗,才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学好邓小平理论。我们的老校长是主张爱国主义教育的,他抓住了教育事业的脉博:爱国主义是教育思想的灵魂,所以他的教育事业无往不胜,取得百年的成功。

    张伯苓给南开学校订立的校训是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,是显示南开办学特色的爱国主义的训词。“允公”要求学生接受为公的教育,即要求学生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事业,一心为公,这是教学生如何做人。“允能”是要求学生学得本领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要求学生会做事。立德、立业、尽在其中。“日新月异”是要求南开学子自强不息,与时俱进,不断创新进步。南开同仁称张伯苓教育为“公能教育”,这公能教育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代词。张伯苓的教育方针可以归纳成如下的表述:

    南开学校的教育,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,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公民素质教育,使学生在德、智、体、群、美、劳、创业、服务等诸方面,得到均衡发展,把他们培养成为爱国、救国和建国人材。

    张伯苓执行的爱国主义教育,不是抽象的空洞语言,而是联系实际,言之有理,言之有物,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公民素质要求相结合,与国家发展对青年人的要求相结合,而且教育者以身作则,给出形象表率。中国人爱中国,理所当然。所以爱国主义教育是学生们普遍欢迎的。老师们联系实际给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,学生一定就是一听就懂、一学就会、一抓就灵的。应该常抓不懈,点滴渗透。爱国主义教育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的大事。


申泮文院士做客人民网·天津视窗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申老您已经90岁的高龄还在讲台上给本科生上课,有没有人认为您是大材小用?您对这个评论怎么看?

    [申泮文]:不是的。我有这样一个认识,在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校都要找学术造诣最高的、经验最丰富的老教授给本科生讲课,教给学生如何更快的掌握知识,以老教授的道德操守,促进学生的多方面进步。南开大学有这样的优良传统,像杨石先先生、黄钰生先生等等,他们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的。这也是一个国际高校的习惯。我也愿意继承他们的传统,愿意给学生讲课。我认为给本科生讲课是尽我作为教育家、作为教师应尽的责任。

    我在课堂讲课的时候,主要是教给学生们方法,教他们如何分析材料,总结材料,猎取材料,不仅仅是猎取书本上的东西,还要猎取更广泛多方面的知识,学生都非常欢迎这样的教课方法。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和申老在一起交流一点都没有感觉您是一位90岁的老人,您的头脑非常活跃,记忆力非常好。我们了解到您对于新鲜事物也是非常感兴趣的,从80岁开始学计算机,85的岁的时候做出多媒体教科书,获得了教育部和国家的优秀教学软件一等奖,现在很多年轻人把计算机、网络当作了娱乐设备,在这上面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,您是如何看待计算机,看待网络的?

    [申泮文]:我最初开始把信息技术引入到教学里面,还是有一定的因缘的。1985年我到加拿大参加一个国际会议,经过美国的密歇根大学,他们空间工程系的一位教授是我的老同学,我去看望他,我提出来要到他们的化学系去参观一下,看看化学系的教学工作。该校派一位研究员引我去看基础课实验室。他们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搞计算机辅教学软件,学生上实验课之前先进计算机房,计算机里有60台苹果机,用辅助软件看模拟实验,然后才进实验室,让学生自己做实验。我觉得这样改进教学非常先进,我要把它们的做法带回中国。

    做多媒体教学软件需要有计算机,但是当时不要说我们化学系,就是南开大学也没有几台计算机。后来到了1996年,电子计算机也便宜下来了。386、486、586很普遍,486配置的电子计算机一万块钱一台就可买到,我自己也买了一台,开始学计算机,跟我朋友的孩子和我自己的孩子开始学计算机,学了计算机之后,我领悟了一个道理,我就跟年轻人说,你们不要把计算机当成一个游戏工具,打了半天游戏之后脑子是一片空白,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。你们要把计算机当作一个生产工具来干活,学技术,出产有价值的成果!于是我就把计算机和教学工作联系起来,用计算机来做改革教学的工作。

    其实当时全国已有许多学校也在开始做辅助教学软件。北大和南京大学都有老师做,可是做了一两年之后全都解散了,因为按照学校的教师考核,教师们要晋级,评教授副教授,评博士生导师,是要求做研究写论文的,而做计算机软件工作是一件费时费事的工作,不是那种能很快出论文的工作,所以他们做不下去了,回去做科学研究写论文去了。我就想,要做教学软件光靠老师的力量是不行的,学校里面有大量的学生,我们可以发动学生,他们年轻,有计算机基础,利用他们的课余时间,组织起来,群策群力,参加编制教学软件工作,也培养创新型人才。

    1992年我招收了一名在职博士生,我就让他搞计算机课件工作,编一本多媒体教科书。当时她已45岁,她说我年纪都这么大了,还没见过计算机,我怎么能做计算机工作呢?我说,我80岁都可以学,你40多岁为什么不能学?这就是你的博士论文,你把它做出来才能毕业拿学位。我在师生当中组织了一个师生课余社团,叫做“化软学会”,组织学生围着她做,她设计,学生做,老师和同学互教互学。师生共同进步做出成绩了。她完成了博士论文,得了学位,出版了一部多媒体教科书,那是中国的第一套《多媒体化学教科书》。后来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课件评比,荣获教育部的一等奖,到了2001年拿到了国家级的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。我们真正把电子计算机应用到教学改革上来,影响了全国。所以说,我认为计算机还有网络,都是一种学习和生产的工具,不能把它当作是娱乐工具,要利用计算机利用网络创造生产效益。


申泮文院士(图左)与人民日报天津记者站站长敖腾(图右)合影

    [人民网·天津视窗]:非常感谢申老做客人民网·天津视窗,我们也祝愿申老健康长寿,希望您一直活跃在科学教育的讲台上,一直活跃在爱国主义教育的讲台上,再次感谢申老!

    [申泮文]:也谢谢人民网·天津视窗的邀请!